| 竺可桢在《利害与是非》文章中说，中国人总是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，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了，孰不知古人早有南桔北枳的教训。所以，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，首先应该培养一种“只问是非，不计利害”的科学精神。“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，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”；否则，即使把科学之花移植过来，也不会产生很好的结果。
那么，如何才能具备“只问是非，不计利害”的科学精神呢？该书第二部分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。书中说：“现在大学教育，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，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’”；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，而且还会导致“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”。有鉴于此，竺可桢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，一方面主张在大学推行导师制。他认为：“教授是大学的灵魂，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，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。”与此同时，他还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，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，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。这就是“只问是非，不计利害”的科学精神。用这些标准来衡量，我不知道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，还有多少为了学问而不顾职称，不计利害的教授，又有多少为了学业而不想作官，不想赚钱的学生？
针对人们总是把上大学和找工作联系起来的糊涂思想，竺可桢说，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，教育的目标，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，而尤在乎“养成公忠坚毅，能提当大任，主持风会，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。”所有这些，都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观念：“专精一门技术的人，头脑未必清楚。反之，头脑清楚，做学问办事业统行。”
竺可侦深知，要想达到上述目的，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，而且不能功利性太强。所以他在1936年担任浙大校长后不久，便乘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之机，特意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：“第一，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，……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；第二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，不能全注重实用，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。”
卢嘉锡在引用一位英国科学家的话说：“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实际存在着两种文化，一是人文知识分子代表的人文文化，另一极是科学所代表的科学文化。两者之间，很难沟通，有着很深的鸿沟，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，有时甚至到了互相敌视和厌恶的地步，……这种分裂的对立，对整个社会来说，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”卢嘉锡还说：“现代教育一个主要思路，就是要摒弃那种专业划分过窄、知识分割过细的做法，强调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素质教育。”他认为，打破人文知识与科技知识的轸域，实行文理交融，强调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素质教育，才是教育的正路。至于为什么如此，竺可桢谈得更为透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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