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周日下午,于四川省图书馆第一学术报告厅举办了题为“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之九”巴蜀讲坛,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毅为大家带来精彩讲座。
今天,从三个方面讲解了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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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政治的影响:
中国学者于语和等指出:“鸦片战争以后,西方近代文化挟雷霆之势,涌进古老的中国,驱赶着鹅行鸭步的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迈进。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从‘天朝大国’的迷梦中惊醒,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的现代化,他们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多次的尝试。”
毛泽东同志指出:“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,先进的中国人,经过千辛万苦,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。洪秀全、康有为、严复和孙中山,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”
(1)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以基督教名义所进行的伟大的农民革命,也是一次救国的探索和尝试。太平天国革命对中国的改造理想表现在《天朝田亩制度》里。这个革命纲领以土地问题为核心,并包括了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内容,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,绘制了太平天国革命所需要建立的国家和社会的蓝图。
(2)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和民主政治制度,成为近代中国两个政治派别(改良派和革命派)的共同政治信条。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,改良派或维新派人士(康有为、严复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杨深秀、林旭、杨锐、刘光第、康广仁等)通过光绪帝进行了一次维新变法,又称“戊戌变法”或“百日维新”。这次变法倡导学习西方,提倡科学文化,改革政治与教育制度,发展农、工、商业等。这次改革遭到了失败,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遭到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捕杀。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根据西方资产阶级“主权在民”、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、“民主、民治、民享”等民权学说和“代议政治”、“共和制度”,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是中国长期落后与被侵凌的根源,力主推翻满清统治的同时,变革“国体”,以民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,建立共和制,实行“五权宪法”和“五族共和”,主张“三民主义”和 “军政、训政、宪政”三个革命阶段论。革命派利用欧美的思想,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风暴(1911年)。
按照历史学者熊月之的说法,于是在当时的中国,“民主革命风潮涌起。民约论、自由论、独立论的译作成为时髦之学,《路索民约论》、《万法精神》、《自由原论》、《美国独立宣言》等成为革命志士的神圣经典,卢梭、伏尔泰、孟德斯鸠、弥勒等西方哲人比孔孟程朱等中国圣贤更受青年崇拜。与反满宣传相呼应,形形色色的反对外族统治的独立战史、战纪、轶闻,世界各国的民族英雄、志士、杰士、义士、侠女的传记、译作纷呈。”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了中国260多年的满清王朝,终结了2000多年的皇帝制,解放了人们的思想,使民主思潮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。
(3)新文化和五.四运动也是在舶来的民主与额科学的旗帜下兴起的。“德”、“赛”二先生开始深入知识份子和知识青年的内心,并为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
二、对经济的影响:
鸦片战争后,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压榨下,原本就已贫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更加赤贫化了。
资本主义经济必须要在两个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才能得以发展:一是流动的大量资本;而是流动的自由劳动力。19世纪70年代前后,一则由于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陷于破产和失业,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造成了劳动力市场;二则中国一部分沿海地区的商人、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积累了更大的财富,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。可以说,这个时期,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出现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成熟。
案例一:从1872年起到1890年左右在广东和上海陆续出现的中国民族工业;案例二:中国在甲午海战的失败及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,激发了中国人设厂自救、实业救国的动力和热情;案例三:辛亥革命前7年间,在爱国运动的推动下,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获得了初步发展;案例四: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欧洲的战争,客观上给了中国民族工业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会。
三、对文教事业的影响:
受西方新式教育的影响,中国近代创办的新式学校教育可分为三个时期:
(1)鸦片战争时期;
(2)洋务运动时期;
(3)新型学校教育时期。
文化事业主要是报刊、书籍、出版社等。
英华书院(Ying Wa College)是香港的中学,是一所男子传统名校。由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于1818年创立于马六甲,其后于1843年迁校到香港。
南洋公学为盛宣怀(被誉为“中国实业之父”、“中国商父”、“中国高等教育之父”)1896年(光绪22年)创建于上海,与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大学。
讲座在读者的热烈掌声中结束了,感谢周老师为读者带来的精彩讲座,也十分感谢读者的热情参与。
(读者服务部)
摄影:李文(多媒体志愿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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